宋朝夜市:還民人身自由 開啟全日制的中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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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朝夜市:還民人身自由 開啟全日制的中國

文章千江雪 » 2011-09-19, 10:46

作者:李國文 來源:《同舟共進》
《太平廣記》的《李娃傳》中有這樣一個情節,滎陽公之子自打見了李娃一面后,念念不忘,經打聽,知道這位女郎乃倡家,遂攜重金造訪。小婢急告李娃,說上次假裝丟失馬鞭,故意逗留不走的公子上門來了。李娃亦鐘情於這位來京應試的舉子,可想而知,這對青年男女的見面,該是多麼情投意合,心心相印。

談笑間不覺天色日暮而街坊鼓聲四動——所謂禁夜的時辰已到。李娃之母曰:「鼓已發矣,當速歸,無犯禁。」生曰:「幸接歡笑,不知日之雲夕。道裡遼闊,城內又無親戚,將若之何?」李娃也願意他留下來,說:「不見責僻陋,方將居之,宿何害焉。」生數目姥,姥曰:「唯唯。」於是,男子得以留宿。

在唐朝首都長安,每晚執金吾(類似警察或城管的執法人員)以鼓聲周知百姓,便代表禁夜即將開始﹔次日晨,鐘樓響鐘,代表禁夜結束。唐代韋述的《西都雜記》稱:「西都禁城街衢,有執金吾曉暝傳呼,以禁夜行,惟正月十五夜敕許馳禁前后各一日,謂之放夜。」試想,一年中只有3天不禁夜,其余362天的夜間,民眾不得在所居住的坊裡以外從事任何活動,當代人讀至此,大概無不一身冷汗。

據說北京前門大街的宵禁,晚清還在斷續施行,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才徹底去除。可見禁夜令在中國,至少有3000年歷史。犯夜的處罰,據《大清律例?夜禁》稱:「凡京城夜禁,一更三點,鐘聲已靜之后,五更三點,鐘聲未動之前,犯者,笞三十。二更、三更、四更,犯者,笞五十。外郡城鎮,各減一等。」在《太平廣記》的《溫庭筠》中,這位晚唐知名詩人就曾因醉而犯夜,為虞侯所系,敗面折齒。

說禁夜乃第一惡政,實不為過,以治安為名,冠冕堂皇地限制人身自由,它是封建統治者最樂用,也是最常用的專制手段。為何會有禁夜令?至今尚未有人考証出來。我認為,這種精神折磨的始作俑者幾乎是御用文人無疑,因為文人巴結上統治者后,為了得以在權力的盛宴中啖到一點殘羹剩飯,馬上會從幫閑的說嘴階段過渡到幫凶的動手階段,以半個主子自居。先是琢磨出一個牧字,來描寫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,以討好統治者,麻醉被統治者。何謂牧?牧牛牧羊之牧也,於是帝王也好,官員也好,便堂而皇之地按照牧養牲畜的辦法,白天趕出去自行覓食,晚上攆回來關進圈舍,以統治百姓。

法國啟蒙主義者盧梭說過:「人是生而自由的,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。」人之所以為人,就在於他有思想,有人格,有靈魂,有尊嚴。被剝奪了自由——哪怕只是一天的1/2或1/3,哪怕只是呆在自己家裡,也與坐牢無異。所以,對老百姓的殘害似乎不大的禁夜,其束縛手腳、桎梏心靈、鉗制精神的副作用不可謂不小。

在中國歷史上,實施禁夜令最堅決的莫過於唐朝,取消禁夜令最徹底的莫過於宋朝。一般而言,對唐朝,人必稱盛唐﹔對宋朝,人必稱弱宋。唐朝之盛,盛在其武功雄偉,軍威將強,征服藩屬,拓土開疆的光榮上﹔宋朝之弱,弱在其國土仄狹,強鄰壓境,納貢求存,苟且偷活的猥瑣上。盛唐,是收保護費的,弱宋,則是交保護費的。不過,從治和亂的角度來評價,唐朝的亂世之長,治世之短,適與宋朝的治世之長,亂世之短相反。

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,亂日如彼其多。其治安之久者,不過數十年,“唐自高宗以后,非弒械起於宮闈,則叛臣訌於肘腋,自開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,皆亂日也”。所以,唐詩人元稹的《行宮》詩,才有白頭宮女在,閑坐說玄宗的憧憬太平往事之語。而宋朝自景德以來,四方無事,百姓康樂,戶口蕃麻,田野日辟。當神宗朝發動對西夏的戰事,大宋臣民已過了百十年的和平歲月,根本不知兵戈為何物。

北宋的首都開封,人口過百萬,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﹔唐朝的首都長安,佔地面積大於開封,人口也過百萬,但百千家似圍棋局,十二街如種菜畦,坊和市分開,實施封閉式管理。日暮鼓動,坊市禁閉,路人絕跡,唯有邏卒。宋朝的首都開封和杭州,則是不夜之城,由於坊市合一,沒有營業時間和營業地點的限制,夜市未了,早市開場,間有鬼市,甚至還有跳蚤市場。

人來客往,買賣興旺。處處各有茶坊、酒肆、面店、果子、彩帛、絨線、香燭、油醬、食米、下飯魚肉鯗臘等鋪。蓋經紀市井之家,往往多於店舍,旋買見成飲食,此為快便耳。在張擇端的《清明上河圖》中,你看不到唐時長安那堂皇氣派的王者風范,但市民之忙忙碌碌,力夫之競競營營,店鋪之財源滾滾,車馬之喧囂過市,仕女之豐彩都麗,文士之風流神韻,建筑之鱗次櫛比,街衢之熱鬧非凡,絕對是唐朝的長安、洛陽見不到的繁榮發達景象。

兩相比較,宋朝經濟之繁榮,物資之豐富,商業之發達,遠超唐朝。禁夜和不禁夜帶來了天壤之別——后者可說是開啟了全日制的中國。一個實施禁夜令的朝代,就等於給精神帶上了枷鎖,人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無從談起。

大宋王朝之所以能以突飛猛進的姿態,創造出比其前朝和后代都要巨大的財富,應該說是取消禁夜令,把夜晚還給老百姓的結果。某種程度上,這有點類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,不再提以階級斗爭為綱,調動了中國人前所未有的能量而出現的改革奇跡一樣。人心齊,泰山移。人的能動性要是激發出來,確實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。難怪日本歷史學家內滕虎次郎的唐宋變革論認為,唐朝是中世紀的結束,宋朝是近世的開始。

因此,宋朝絕非是積貧積弱、恥辱蒙羞的王朝。積弱是事實,恥辱蒙羞也是事實,北宋最后兩個皇帝被敵國捉走當了俘虜,死在異國他鄉﹔南宋第一個皇帝被打敗隻能逃到海上存身,倒數第三個皇帝被元人抓走,最后一個皇帝逃到海上,也不得不被大臣背負著跳海。在中國封建王朝中,再沒有比兩宋王朝更讓人泄氣的了。然而在強敵壓境,戰亂頻仍,俯首服低,花錢買和平的三百年間,宋朝人卻創造出經濟上的極大豐足,文化上的極度輝煌,這是他朝難以望其項背的。

中國四大發明中的三個——羅盤、火藥、印刷術,就是這個王朝對歷史作出的偉大貢獻。人稱盛唐的李氏王朝,卻在這方面交了白卷。美國歷史學家墨菲說:「在很多方面,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令人激動的年代。后來的世世代代歷史學家批評它,是因為它未能頂住異族入侵,而終於被他們痛恨的蒙古人打垮。但宋朝卻從960年存在到1279年,長於三百年的平均朝代壽命。」他認為宋朝完全稱得上是當時世界上最大,生產力最高和最發達的國家。

日本學者加藤繁在《宋代都市的發展》中也談到:唐代坊的制度就是用牆把坊圍起來,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,不許向街路開門的制度——到了北宋末年已經完全崩潰,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開門了。加藤繁所說的北宋末年,准確地說應為唐朝末年,直至五代,禁夜令流於形式,漸漸式微,民眾也不太在乎了。《花間集》中張泌那首《浣溪紗》就是一個例証,其首句「晚逐香車進鳳城」,明顯犯了夜禁。同為晚唐詩人的張泌,要比溫庭筠幸運得多,究竟小30歲,加之又逢亂世,顯然已不大堅持夜禁,他這才敢放心大膽地尋歡作樂,不必擔心受到敗面折齒的笞責。

從前人的一些記錄中,我們可以約略領略北宋鼎盛時期的汴京夜晚。如孟元老所著《東京夢華錄》,時已南宋,對於他曾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汴京盛況還是魂牽夢縈:「太平日久,人物繁阜。垂髫之童,但習鼓舞。斑白之老,不識干戈。時節相次,各有觀賞,燈宵月夕,雪際花時,乞巧登高,教池游苑。舉目則青樓畫閣,繡戶朱帘,雕車競駐於天街,寶馬爭馳於御路。金翠耀目,羅綺飄香。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,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。八荒爭湊,萬國咸通,集四海之珍奇,皆歸市易﹔會寰區之異味,悉在庖廚。花光滿路,何限春游,簫鼓喧空,幾家夜宴?伎巧則驚人耳目,侈奢則長人精神。」據宋代吳自牧的《夢粱錄》和周密的《武林舊事》記載,南宋的都城臨安,其城郭之美,物品之豐,人煙之盛,商賈之富,娛樂之盛,並不亞於汴京。而杭城大街買賣晝夜不絕,夜交三四鼓,游人始稀,五更鐘鳴,賣早市者又開店矣”的夜市規模,也遠超開封。

汴京鼎盛時擁有100萬人口,而杭州的常駐人口為150萬,加上流動人口和不斷從北方逃奔故國的遺民,當超過此數,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。固然,林升的那首《題臨安邸》:「山外青山樓外樓,西湖歌舞幾時休,暖風熏得游人醉,直把杭州作汴州。」諷刺了醉生夢死的杭城人,但生於斯死於斯的百姓,卻用雙手和智慧,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。

然而,這個好的開端,卻被身后的遼、金、元,以及西夏、黨項等強鄰扼殺。正如古希臘亡於古羅馬,古羅馬亡於日耳曼一樣,文明永遠屈服於野蠻。滿腹詩書,體單力薄的文弱書生,打不過頭腦簡單,四肢發達的赳赳武夫。這也是漢化得多一點的遼國,敗於漢化得少一點的金國﹔而漢化得少一點的女真人,卻敗於完全沒有漢化的蒙古人的道理。但生活在這個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的宋人,卻可以一天掌握自己的24小時,不視人眼色、不仰人鼻息、不受人制約。陳寅恪所言:「華夏民族文化歷千年之演變,造極於趙宋之世。」然而,宋朝的意義遠不止此,嚴復曾說過:「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,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。」這才是我們認識宋朝的真諦。
千江雪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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